一、祖籍——江西吉水县八都镇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南唐大理评事、宋工部尚书让公,生长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绿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就养。次子任公随待。占籍吉之水龙城家焉。”
有史料记载,北宋初年,毛休接父亲毛让到龙城开基定居,至今已有一千年左右,而印有“毛氏祖基”的青砖,则是龙城毛氏用作纪念的,最早的建筑材料。《韶山毛氏族谱》还记载;韶山毛氏鼻祖毛太华,因避战乱由八都龙城迁到云南,后因军功拨入湖南,毛泽东为其第二十代子孙。
二、第三任妻子——贺子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
三、对江西古代文人的偏爱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今江西抚州临川人),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他,并有独到的见解。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早年的毛泽东就目光如炬,高度评价王安石的改革志向和才华,指出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可谓精深独到。研究王安石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毛泽东日后改造社会,从事革命和建设,不无影响。
毛泽东喜爱王安石的诗文。1958年,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欣喜异常,写下二首《送瘟神》诗,其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就是化用王安石《壬辰寒舍》中“空思似杨柳,春风万千条”的诗句。推崇其人,化用其诗,在情理之中。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畅谈文史,从天命论谈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王安石,我们一向总认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毛泽东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毛泽东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96年版)
南宋鄱阳(今波阳)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也是毛泽东终生珍爱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容斋随笔》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以记事、考证、议论为中心内容,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掌故、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资料丰富,议论精彩,考证确切,格调高雅,被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洪迈为之写了40余年,毛泽东则从延安到逝世,几乎读了40年,是临终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1961年,毛泽东还批示工作人员,找洪迈之父洪皓的诗文集来阅读。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引用了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用这副对联替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画像,精妙绝伦。这副对联的作者解缙就是明代江西吉水才子。
毛泽东酷爱读二十四史,其中江西人欧阳修(今吉安永丰人)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是他读得比较多的史书之一。《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有些章节至少看过5遍以上。毛泽东还以一代伟人的历史智慧,透过历史洞察现实,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注意切中事理,从政治上评论人事是非功过。他很投入地读进去,与作者磋商,又很清醒地走出来,以启迪后人。
毛泽东还对欧阳修的《为君难论》、《朋党论》等论文提出了意见。在《为君难论》中欧阳修认为,赵秦二战之失,不光是不善择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意有经验的老成的人。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批道:“看什么新进。赵、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意思是说,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论证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欧文引用事实不准,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且系“权臣”所为。他批曰:“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可见毛泽东对史实之谙熟,目光之敏锐。
对祖籍江西曾在湖南讲学并有深远影响的南宋哲学家朱熹,毛泽东则有更多的研读。求学时代,他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并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理学思想相当钦服。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到安徽后,毛泽东向省里借来朱熹的《楚辞集注》,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回答:“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以精印的朱熹《楚辞集注》送之。
毛泽东钟情庐山,他一生三上庐山,在庐山读了大量的包括江西人文历史在内的书籍。
1959年6月29日清晨,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一进美庐,就借来吴宗慈的《庐山志》,读后与工作人员侃侃而谈。他讲了庐山得名的由来后,又讲一个典故。说朱熹到南康郡(治在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官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毛泽东对这部《庐山志》包括续志,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庐山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故乡,登庐山,思古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毛泽东在七律《登庐山》诗中有“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联名句落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毛诗的原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为何当年不向前?”落脚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前者是说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后者则是说陶潜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两者主旨相通,而毛泽东一向主张投身政治,改革社会,这大概是诗人最后取前的原因吧。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上海翻译公司深圳翻译公司广州翻译公司英语翻译日语翻译 韩语翻译法语翻译德语翻译俄语翻译
据当年在庐山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负责人方志纯回忆,毛泽东要方志纯帮他找书看,交给方一张书单,其中不少是江西的地方志书。毛泽东在看过《还魂记》后对方志纯说:“你们赣剧团演出的那个《还魂记》,我看很好呀,那是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临川人,除了《还魂记》之外,还有《紫钗记》、《南柯梦》、《邯郸记》,这些统称‘临川四楚’。我看写得都很好。”又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的文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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