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来自１９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则仅有寥寥数语的短新闻，它说，据“接近中央决策层的人士”透露，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中央已考虑成熟，可望在２０天内宣布实施。而且，油价定价机制改革将有可能与燃油税改革同时推进。随后跟进的便是铺天盖地的各种报道、猜测和评论。直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通过新华社承认，国家正抓紧研究完善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实施燃油税费改革问题，此事算是得到了基本证实。

有的报道甚至言之凿凿地预计，燃油税将于今年１２月１日（也就是一周后）开征，具体方案是：开征中的燃油税，将取代包括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但过路费、过桥费最终没有进入燃油税“费改税”范围之中。

新成品油定价机制不可能近期实施

我仔细读了上周的许多相关报道后，发现其中有不少混淆了三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分别是：第一，成品油价格下调；第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开征燃油附加税取代养路费的改革。

成品油价格是很可能在未来２０天内下调的，甚至可以断言，年内一定会下调，且下调幅度应该不会小。这项权力掌握在国家发改委手里，而目前正在实行的政府定价的国内成品油价格，理论上是这样形成的：以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为参考，在三地市场价格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调整中准价，时间一般滞后一个月左右。国际原油价格在过去４个月已经跌去了一半还多，目前北京的汽油卖得比纽约还贵，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下调国内的成品油价格。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近期推出，但假如这项改革举措能够这么快就出台，那它一定又是个“半吊子”市场化的怪胎，比现在的机制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实现完全放开的市场化，也就是政府不干涉的随行就市。然而，价格放开的前提是要有基本的市场竞争存在。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贸然放开成品油价格的结果，必定是大批社会加油站或破产倒闭，或被两大（或三大）国有石油巨头吃掉，成品油市场的垄断进一步加剧。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国内炼油这一块是被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垄断的，它们还瓜分了绝大部分份额的成品油销售市场，即加油站，剩下的小部分社会加油站——主要是民营的——都是从这三家进货的。可以想象的是，当成品油充裕时，三巨头给自家的加油站供货的价格一定会比给社会加油站的优惠；当成品油紧缺时，它们又必定先断了社会加油站的供货而保证自家的加油站。这样一来，社会加油站还会有什么生路？所以，要放开成品油价格，就应该先做成以下几件事情中的一件或几件：第一，放开原油的开采、进口或至少是炼制；第二，开放国外石油企业在国内生产或销售成品油；第三，干脆规定，炼油与成品油销售必须分离。毫无疑问，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可能在短短２０天内做成。

至于开征燃油附加税取代养路费等的改革，由于涉及许多政策和利益调整，实行起来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中深入探讨。 翻译公司 上海翻译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 广州翻译公司 深圳翻译公司 

因此，如果对近来所有相关新闻作出客观审慎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信息，那就是：国家发改委将于近期下调国内成品油出厂中间基准价格。至于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顶多只可能是由有关部门拿出一个方案建议稿来。它们付诸实施的时间，不要说２０天内，２、３个月可能都不够。

“燃油税”改革的重重技术困难

国家法律规定，开征某一种新税或调整某一种已有的税种必须经人大批准或授权。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修正案同意国务院提请，将应当由养路费变身而来的“燃油附加费”改为“燃油税”。就是说，早在９年前全国人大已将“择机出台燃油税”的权利授予了国务院。所以，如果国务院现在要开征燃油税，并不需要人大审议通过。事实上，人大还将其他许多税收授权给了国务院。只是后者择了９年，一直都没有“择”到这个“机”，眼看大家差不多都忘了这茬事。

我最初听到“费改税”的话题，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进报社当记者。一晃十五六年过去了，当年费改税中的为人议论最多的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改革仍然毫无任何进展。中国人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和听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之类的宣传，燃油税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是最集中体现了“抓不住机遇、拖延改革”的反面典型了。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好处这里无需赘述，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一项局部领域的改革竟会如此艰难？过去３０年来，似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乃至意识形态等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改革似乎也不像它那么停滞不前。

论者分析过许多原因，集中于以下三条：第一，高油价时推燃油税会增加用车人或单位的支出，社会难以承受；第二，牵涉中央与地方的税费调整，因为养路费是一种地方收入，而燃油税则是一种共享税收；第三，牵涉到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养路费的收取单位是交通管理部门，而一旦变成了“税”，则必须由税务部门征缴。

我的看法是，上述这些理由可能确实存在，但都不是根本性的障碍。

所谓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真的下决心改革，中央只要把燃油税变成一项地方税留在地方就可以了，如果不改革，中央本来也拿不到这笔钱。而如果各地政府都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纪律，交通部门收上来的钱，是必须要纳入政府的统一收支管理的，它自己根本没有权利去随便花掉。退一步说，即使交通部门有一定比例的提成，政府在改革以后也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将原来的这部分利益补偿给交通部门。不管是以养路费形式还是燃油税形式存在，反正收上来的钱本就应当用于公路养护。

至于说到增加社会负担，那就更奇怪了。开征燃油税的目的是要以这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税收去取代不公平不合理的养路费，而不是增加政府收入。国家应当设计一个比较精准的经济学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确定燃油税的税率，以确保按此税率与按现行养路费制度征收到的总金额大致相等。如此，不同用车个人和单位的税费负担虽会有很大变化，但全社会的总负担并不会增加。而且由于燃油税是一项鼓励节约的制度，长期来看改革一定能够降低全社会的总负担。况且就算这个推断成立，最近这１０多年以来，有多少人听说过政府因为担心增加社会负担而停止或暂缓某项它想要推进的税费改革的？

此外，还有人将取消高速公路的收费与开征燃油税扯在一起。这点也是不成立的，因为高速公路收费的依据是建立在它是公司化经营（而非政府管理）的基础上的，因而需要在一定年份内（通常是２０年）收回投资。车主向高速公路运营公司支付的“过路费”与向政府交通管理部门上缴的养路费的含义是不同的。

从“燃油税”看改革推动力

那么，根本性的障碍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这涉及改革的动力问题，我们应当将关注重点放在下述问题上：哪些人有比较强烈的意愿推动（或阻碍）这一改革？

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改革带来的核心变化其实很简单：支出与开车的多少挂钩。如果依据单位时间出车里程这个标准，目前中国的汽车保有情况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类是公交、出租以及包括货运在内的各类经营性的车辆；第二类是政府的公车；第三类是所有企事业单位非经营性的车辆；第四类是私人家庭车辆。我没有做过科学的统计，但我认为根据直觉就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类是用车最多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应该差不多，但考虑到官员公车私用的情况非常普遍，第二类应当比第三类用车要多；第四类用车最少。

由此可以判断，燃油税改革的支持者是所有私人车主和一部分企业（主要是私营企业），而它的反对者是经营性车辆的拥有企业和一部分政府部门（还应当包括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众所周知，它们的领导人其实跟政府官员没什么区别）。而改革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又掌握在哪部分群体手里呢？当然是后者。很难设想，有人会费力地去推动一项有损于（或至少无利于）自己的改革。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事情看成铁板一块。应该说，在燃油税的问题上，越是高层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往往越有意愿推动这项改革，因为它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保护这类全局性的重大社会目标负有绝大部分责任。然而，３０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初始推动力的确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决定一项改革成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能否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即便是对大多数老百姓有好处的改革，一旦损害到各级基层政府的利益，它也多半很难推行下去。更何况，对高层政府来说，燃油税改革毕竟只是一个局部事件，远非一桩生死攸关的重大事项，如果它要调动许多政治资源强行往下推，必然会担心自己得不偿失。

就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改革而言，它的直接受益群体缺乏的是基本的政策博弈力量，而它的间接受益者虽有足够的博弈力量但又缺乏十分强烈的意愿，这就是这一场事先张扬了近２０年的改革之所以难产的根源。如果这项改革想要重新获得推进的动力，那么就必须有偶然的特殊机遇（或危机）打破几乎已经刚性化了的利益和博弈格局。不知道这一次，是否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进而言之，这也是走过了３０年以后的整个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个缩影。

　　对于儿童孤独症的发生机理，过去认为是由于脑部机能障碍及后天教育方式不当所致。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儿童孤独症的发生、发展亦与过量食用“酸性食物”密切相关。

　　现代生活中，人们的餐桌多是高脂肪、高糖分、高蛋白的“营养型”、“精细型”食物，而蔬菜、杂粮等“粗食”偏少。研究表明，高脂肪、高糖分和动物性食物中的磷、硫、氯等在人体内易于形成酸性物质，故有人把这类食物统称为“酸性食物”；而蔬菜、水果、杂粮等食物中富含钾、钠、钙、镁等成分，在人体内表现为碱性，这些食物被称为“碱性食物”。注意膳食的“酸碱平衡”，有益于机体内PH值的相对稳定，使各种代谢功能协调，进而使身心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翻译公司 上海翻译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 广州翻译公司 深圳翻译公司 

　　儿童时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过量食用酸性食品的儿童，会渐进性地出现一系列症候——手足发凉、容易感冒、皮肤抵抗力降低，常哭闹不安，免疫功能亦下降；严重者殃及大脑功能——钾、钠、钙、锌等碱性矿物质离子是大脑发育和维持大脑功能所必不可少的物质，若摄入量过少，则可导致思维功能紊乱，对儿童孤独症的发生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目前，粗粮正逐渐被细粮所代替，饮食精细化。尤其是相当部分独生子女，糖果、巧克力等含糖量高的零食不断，更易于形成“酸性体质”。因此，在现代生活条件下，不可忽视儿童孤独症的预防。婴儿应尽可能用母乳喂养，因为母乳中含有丰富的碱性矿物质，有益于孩子智力的发展。较大的儿童应少吃糖，多吃蔬菜、水果、杂粮等“碱性食物”。

　　当然，防治儿童孤独症要采取综合性措施，除讲究膳食的“酸碱平衡”外，还要让孩子多参加各种锻炼，多参与集体活动。切勿让孩子长期过“封闭式”的生活，以免形成孤僻性格而殃及孩子终生。一旦发现孩子出现类似儿童孤独症的表现，应及时请教医生，妥善施治，并进行有关诱导训练。

    在吉水县八都镇龙城遗址附近发现三块千年古砖，砖的侧面印有“毛氏祖基”四个楷体凹形字非常清晰，每块长三十二点五厘米，宽十六点五厘米，厚六点五厘米。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南唐大理评事、宋工部尚书让公，生长子休公，官至银青光绿大夫、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出守吉州，迎尚书就养。次子任公随待。占籍吉之水龙城家焉。”

　　有史料记载，北宋初年，毛休接父亲毛让到龙城开基定居，至今已有一千年左右，而印有“毛氏祖基”的青砖，则是龙城毛氏用作纪念的，最早的建筑材料。《韶山毛氏族谱》还记载；韶山毛氏鼻祖毛太华，因避战乱由八都龙城迁到云南，后因军功拨入湖南，毛泽东为其第二十代子孙。

二、第三任妻子——贺子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

三、对江西古代文人的偏爱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今江西抚州临川人)，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他，并有独到的见解。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早年的毛泽东就目光如炬，高度评价王安石的改革志向和才华，指出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可谓精深独到。研究王安石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毛泽东日后改造社会，从事革命和建设，不无影响。

　　毛泽东喜爱王安石的诗文。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欣喜异常，写下二首《送瘟神》诗，其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就是化用王安石《壬辰寒舍》中“空思似杨柳，春风万千条”的诗句。推崇其人，化用其诗，在情理之中。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０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畅谈文史，从天命论谈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王安石，我们一向总认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毛泽东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毛泽东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９６年版）

　　南宋鄱阳（今波阳）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也是毛泽东终生珍爱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容斋随笔》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以记事、考证、议论为中心内容，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掌故、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资料丰富，议论精彩，考证确切，格调高雅，被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洪迈为之写了４０余年，毛泽东则从延安到逝世，几乎读了４０年，是临终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１９６１年，毛泽东还批示工作人员，找洪迈之父洪皓的诗文集来阅读。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引用了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用这副对联替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画像，精妙绝伦。这副对联的作者解缙就是明代江西吉水才子。

　　毛泽东酷爱读二十四史，其中江西人欧阳修(今吉安永丰人)的《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是他读得比较多的史书之一。《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有些章节至少看过５遍以上。毛泽东还以一代伟人的历史智慧，透过历史洞察现实，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注意切中事理，从政治上评论人事是非功过。他很投入地读进去，与作者磋商，又很清醒地走出来，以启迪后人。

　　毛泽东还对欧阳修的《为君难论》、《朋党论》等论文提出了意见。在《为君难论》中欧阳修认为，赵秦二战之失，不光是不善择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意有经验的老成的人。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批道：“看什么新进。赵、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意思是说，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朋党论》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欧阳修论证中心是劝“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文中举了汉献帝“禁绝善人为朋”，唐昭宗“诛戮清流之朋”，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毛泽东认为，欧文引用事实不准，禁绝朋党“在汉献帝以前”就有了，且系“权臣”所为。他批曰：“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可见毛泽东对史实之谙熟，目光之敏锐。

　　对祖籍江西曾在湖南讲学并有深远影响的南宋哲学家朱熹，毛泽东则有更多的研读。求学时代，他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并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理学思想相当钦服。１９５８年９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到安徽后，毛泽东向省里借来朱熹的《楚辞集注》，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回答：“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１９７２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以精印的朱熹《楚辞集注》送之。

　　毛泽东钟情庐山，他一生三上庐山，在庐山读了大量的包括江西人文历史在内的书籍。

　　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９日清晨，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一进美庐，就借来吴宗慈的《庐山志》，读后与工作人员侃侃而谈。他讲了庐山得名的由来后，又讲一个典故。说朱熹到南康郡（治在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官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毛泽东对这部《庐山志》包括续志，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庐山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故乡，登庐山，思古人，是情理之中的事。毛泽东在七律《登庐山》诗中有“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联名句落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毛诗的原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为何当年不向前？”落脚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前者是说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后者则是说陶潜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两者主旨相通，而毛泽东一向主张投身政治，改革社会，这大概是诗人最后取前的原因吧。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上海翻译公司深圳翻译公司广州翻译公司英语翻译日语翻译  韩语翻译法语翻译德语翻译俄语翻译

　　据当年在庐山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负责人方志纯回忆，毛泽东要方志纯帮他找书看，交给方一张书单，其中不少是江西的地方志书。毛泽东在看过《还魂记》后对方志纯说：“你们赣剧团演出的那个《还魂记》，我看很好呀，那是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临川人，除了《还魂记》之外，还有《紫钗记》、《南柯梦》、《邯郸记》，这些统称‘临川四楚’。我看写得都很好。”又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的文人哟。”

     我这么说并不是闭着眼睛拜干爹，那个爱谁谁。我是有一番自己所谓的道理的，甭管是否合大家心意，但这的确是我看《快乐大本营》的第一观感。

     像首先，就是主持人太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快乐大本营》要搞五个主持人。如果我记得不错，《快乐大本营》好像在前年的时候为了改版要换主持人的，为此还专门搞了个“闪亮新主播”，也搞了个“旧人淘汰赛”，但结果是输了的谢娜与李维嘉却依然还站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而从选秀中脱颖而出的吴昕与杜海涛却吱吱唔唔，好像一点也没受到重用似的。在我看来，吴昕完全是多余的，整个一节目下来，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她的任务好像就是站在旁边冲着观众不停地露露那可爱的笑脸就算完事。而杜海涛呢，比吴昕稍微强点，因为他偶尔还需要扮演一下何炅跟李维嘉攻击的靶子，除此之外，也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他的风，除了不时地朝观众晃悠一下那他肥肥的身子骨，再就是用东北话冲着摄像机傻笑“哎呀，刚刚滴”外，也是属于一无是处类。

     难道这是湖南卫视在炒作后的敷衍吗，还是现在流行围着炉子侃大山？明明就是两三个人就能站得了的台子，却非要为制造噱头付出的代价组个什么“快乐家族”，如果嘉宾稍微多点，每个人能不能说上一句话倒在其次，观众光从头看到尾，把几个人弄清楚就得把脖子摇掉。更夸张的是有时候叽叽喳喳，连是谁在上面表现自己的才艺都不清白，像打群架式的一团浆糊。

     其实，就是节目形式老套。

     此老套是指每次节目的内容形式，千篇一律。无非就是请一些江湖艺人，然后快乐家族便假装与这些江湖艺人PK（自从湖南卫视打造出了超女后，每个节目都要PK一下才算是节目），何炅不停地扮阳光少年，开谢娜她们的玩笑，不是损李维嘉的鼻子高，就是说谢娜不是女人，不是向观众夸自己帅，就是讹杜海涛太肥。

     而谢娜呢，总是装傻冲愣，一会儿跳猪八戒背媳妇，一会儿假装自己是绝世美女走台步，只到李维嘉来稀落她，才故意败心而归。

     在一旁的李维嘉呢，他的任务主要负责打击杜海涛，或者与吴昕时不时抛一下媚眼。说实话，李维嘉跟杜海涛与吴昕差不多，都是说红不红，说不红又有点那么点知名度的角色。只不过他是老员工，而杜海涛他们是新进的。李维嘉的嘴巴并不像何炅与谢娜那样利落，有时候甚至跟不上他们的节奏，这也许正是他混到如今为止也没有当上湖南卫视一哥的原因。这也许就叫命，他生在夹缝中，除了努力与知足外，似乎没有什么其它的出路可走。

     李维嘉结结巴巴过后，再才轮到杜海涛与吴昕这对新人偶尔跑龙套，耍一下宝展现自己的才华。总之，每一期的节目，除了一些生面孔的嘉宾不同外，这五个主持人在一起干什么事情咱心里都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得很，实在是没什么新看头可言，跟安徽卫视的《周日我最大》比起来，除了招牌大点外，内容的丰富性差太多了。

     最后，就是名人很多，明星很少。

     《快乐大本营》以前好像是以请各路明星为主要路线的，现在改版后，似乎更贴近生活些了。貌似一想，这是个好举措，亲民嘛。可是，作为一档中国首个娱乐节目，它的基本核心价值是不能变的。大家都上湖南卫视看什么来了，不就是冲着那些大牌明星吗？可是当大家三天两头地来捧你场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都是一些停留在名人与明星之间的人，是不是会很扫兴？翻译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上海翻译公司深圳译公司  广州翻译公司英语翻译日语翻译韩语翻译法语翻译德语翻译俄语翻译

     当然，作为我来说，它请啥倒都无所谓，因为我不是个追星的人，我只是替我妈这个粉丝说出一点她真实内心的想法罢了。